透視中國企圖併吞台灣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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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凡人做任何事,往往都會有個理由,或至少有個自以為是的理由擴大到國家層面,也是一樣。一個國家的大小政策,通常也都有它的理由。尤其是重大政策背後,更一定有它的理論基礎。而毛共(毛澤東式共產黨)中國口口聲聲要統一台灣的所謂「一個中國」政策,它理論基礎又是什麼呢?

說穿了,其實很簡單,但問題是,可能連毛共中國自己都不清楚。那就是,支撐這個政策背後的理論基礎,其實就是中國自秦始皇以後,藉由儒家觀點所塑造出的「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和「大一統」- 這些在邏輯上說不通,但是卻在支那人心中已經根深蒂固的鬼話

這裏首先必須強調,做為先秦哲學之一的儒家在個人修身養性上譬如「禮義廉恥」譬如「慎獨」譬如「克己復禮」譬如「忍」等等,確實有它的獨到之處。舉例來說,日本遣唐使當年就是輸入儒家思想中的這一部份,來彌補日本本身神道教信仰在倫理方面的不足

但是在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卻在中國本身,自秦始皇以後,形成了無與倫比的災難!個中原因是:

我們都知道,任何一種哲學,都有它自己一套可以自圓其說的理論。換句話說,所有的哲學理論,只要不追求唯我獨尊,壓制其他,彼此共存共榮,都也未可厚非。就像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自由民主時代,或秦始皇大一統以前的先秦時代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彼此包容,事實上是好事,不是壞事

但很不幸的,儒家理論在中國成為問題,而且成為根深蒂固無可救藥的問題,就是因為儒家本身所奉行的「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和「大一統」這種思想,自秦始皇統一後,和唯我獨尊的獨裁統治者相結合形成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壟斷局面

事實上,儒家這種類似宗教信仰上唯我獨尊的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和「大一統」觀念,本身是極具排他性的。這種排他性在諸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先秦時代,不但引不起共鳴,相反,還時常成為笑柄遭到當時知識份子的恥笑

然而,自政治形勢演變到秦始皇一統天下後儒家的這套理論,就終於找到了依附對象

當時的情況是,秦始皇一統天下後,儒生們立刻將「君君臣臣」,「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和「大一統」這套理論獻上希望秦始皇能予以重用。但是萬萬沒想到,以嚴刑峻法和暴力詐術起家的秦始皇,不欣賞這一套。因此適得其反,反而遭到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對待

**與獨裁統治者相結合**

但是沒多久,也就是大約五十年後,到漢武帝時,情況就不一樣了。漢武帝發現,儒家這套「君君臣臣」,「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和「大一統」的說法,簡直等於把皇帝這個位子,吹捧成上帝般的偉大大大有利於他的統治方便。於是乎,立刻「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在先秦時代經常受到知識份子嘲笑的儒家思想,終於如願以償地成功依附當權者成為中國皇帝統治萬民的理論基礎

爾後,綿延到唐朝女皇武則天時,更變本加厲,統治者乾脆透過科舉,把凡是想出仕當官擠進統治階層的人一律通過儒家經典的考試,才予以拔擢任用,創造出全世界僅有,以當官為人生唯一目標的「士大夫階級」

換句話說,從唐朝以降這一千三百多年來,儒家這套「君君臣臣」,「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和「大一統」的理論,早已經透過一代又一代的科舉考試,深植進中國知識份子的腦海,或者說,被深植進支那人的人心

別的不說,三、四十年前的毛共,還像秦始皇般的兇狠暴戾,還在「批孔揚秦」(批判孔子,頌揚秦始皇)呢,怎麼忽然間又擁抱起孔子來了呢?

原因再簡單不過,原來,在一個沒有上帝造物主信仰的中國社會,儒家思想最合適作為獨裁者用來箝制人民、麻痹人心的理論基礎,如此而已!

再舉個例子,民族自決是馬列主義的重要理論之一,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就是按照這個理論基礎,擁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最後也就是按照這個理論基礎,順利成功地脫離蘇聯,加入聯合國。

但是,同樣高唱馬列主義的毛共中國,為什麼在少數民族問題上,不敢遵守馬列主義的教導,尊重民族自決呢?

道理很簡單,儒家思想是講求「定於一尊」的。而在沒有宗教信仰,沒有最高造物主信仰的中國,這個「一尊」,很不幸地,是人為的皇帝,而不是抽象的上帝。

西方人在抽象的上帝「一尊」之下,貧賤富貴,人人平等,連拿破崙也不例外。因此,歐洲人普遍信奉基督教中東人普遍信奉伊斯蘭教,但是,卻可以同時並存許多不同的國家。相反,將「定於一尊」的對象放在人為的皇帝身上的中國,卻絕對非殺到你死我活,最後只能剩下一位皇帝「坐天下」,誓不罷休。

蔣介石如何對待毛澤東毛澤東如何對待蔣介石,乃至現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如何對待「中華民國」,就是這種現象的最佳寫照!

**對日本韓國發揮正面影響**

這裏,再讓我們來看看,究竟什麼是儒家的「君君臣臣」,「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和「大一統」?

首先,我必須再次強調,儒家思想做為個人修身養性、待人接物的理論,的確有它的優點。舉例來說,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很大一部份就受到儒家思想的薰陶

但我們同時也必須強調,儒家思想之所以在日本發揮了正面效果,主要是因為它和日本本身的神道教信仰相結合的緣故

換句話說,在中國,儒家思想需要獨裁統治者做為依附對象;但是在日本,依附的對象卻是宗教上的日照大神(以及號稱日照大神在人間的代表,萬世一系神格化的虛位元首-天皇)。然而,日照大神是抽象的,是恆久不變的神明;但中國的統治者-皇帝,卻是七情六慾、後宮三千、砍砍殺殺、誰心狠手辣誰坐天下、朝夕不定的凡人

再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韓國,也是因為自二次大戰後,韓國的知識階層普遍意識到日本有神道教作為日本政治精神上的皈依,而韓國闕如,因此刻意推廣基督教信仰,才使儒家思想在韓國,不再成為韓國自由化民主化的絆腳石

這裏要順便補充一點,或許有人會問,儒家思想不是要求統治者「施仁政」嗎?那又有什麼不好?

的確,「仁政」不是壞事。但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就會發現,儒家所謂的「施仁政」,其實是祈求統治者「施捨仁政」,是統治者高高在上,完全按照統治者的隨心所欲來決定,與西方人基於對最高造物主的敬畏和信仰所散放出來的平等的博愛,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也因此,儒家思想在日本成為輔助日本政治倫理規範的功臣,儒家思想在二次大戰後的韓國,不再成為韓國自由化民主化的障礙。但是在中國,儒家思想卻始終還是統治者發洩七情六慾殘民以逞的幫凶

**「民族大義」與「漢奸」**

在釐清這幾個前提之後,接下來,我們來看看究竟什麼是所謂的「君君臣臣」,「道統」,「法統」,「正統」,「民族大義」和「大一統」這些觀念?

一)「君君臣臣」:儒家這套「君君臣臣」的觀念,原本在人際倫理上,還沒有這麼嚴重,但是自秦始皇一統天下,儒家知識份子找到統治者作為依附對象後,就演變成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奴才現象的理論基礎

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在中國古代哲學裡,始終沒有發展出像西方,或者類似像日本的一神教信仰,因此,秦始皇一統天下之後的中國皇帝,在儒家知識份子吹捧下,自然就取代了上帝。試想,在這種環境下再去強調「君君臣臣」,豈不正好培養出無止境的奴才

二)「道統」:所謂「道統」,其實是儒家虛構出的一套說法自稱他們的理論是「吾道一以貫之」。而這個「道」,則是從遠古神話的三皇五帝,一路接下來,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再接下來,到秦始皇、漢武帝、以及歷代統治者所代表的思想道路,當然也包括了近代的孫中山,蔣介石,和毛澤東,以及最新出爐的「習近平思想」

這只再一度證明,儒家思想是如何緊緊死死擁抱獨裁統治者,是如何成為中國獨裁統治者的幫兇

三)「法統」:其實,合法性這個概念,西方更加重視

但是,西方的合法性是以民意授權為依歸,符合邏輯理性,是有限度的。但儒家所謂的「法統」,卻是無限延伸,無限上綱,是依據誰的拳頭大,誰就擁有「法統」。

像蔣介石當年宣稱,流亡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全中國,因此拒絕改選在大陸時期搞出的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因為這些人,代表了「中華民國」的「法統」

同樣,毛澤東自從用暴力把蔣介石趕到台灣後,就宣稱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擁有中國的「法統」,老百姓永遠也沒有投票表達意見的權利,一切靠槍桿子決定

換句話說,儒家的「法統」概念,完全不能和西方的合法性觀點,相提並論。儒家所謂的「法統」,其實是統治者非法統治,欺壓老百姓的飾詞和遮羞布

四)「正統」:這可是儒家依附統治者最不要臉的把戲了。在儒家知識份子眼裡,任何在位的統治者就是「正統」,其他反對者,都是邪門歪道,都是罪該萬死或不識好歹的叛徒或賤民

也因此,儒家這套「正統」的概念,助長了自秦始皇以後,歷代帝王將對手斬盡殺絕,極盡殘忍的作為。另外,很顯然,儒家這套「正統」的概念,也成為民主在中國迄今無法萌芽的最根本原因

原因是,民主政治的精髓之一,就是彼此妥協和包容多元。如果處處強調「正統」,除了助長獨裁統治的氣焰,還哪來得自由民主和包容多元的可能

甚至,蔣介石當年誇稱流亡台灣的「中華民國」代表全中國,不就是在和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爭「正統」嗎?蔣介石當年不接受聯合國同意改名台灣,寧可宣稱「漢賊不兩立」而被趕出聯合國,不就是要和毛澤東爭「正統」嗎

進一步說,現在的南北韓,當年的東西德,他們為什麼可以同時並存於聯合國?而「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卻不行呢?道理再簡單不過,他們沒有誰才是「正統」這種匪夷所思的觀念啊!

因為,按照儒家的「正統」觀念,必然延伸出「天無二日,地無二王」的結論。按照這種想法,蔣介石又怎麼可能不「漢賊不兩立」地退出聯合國?毛共中國又怎麼可能不心心念念企圖併吞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五)「民族大義」:自秦始皇一統,儒家找到了統治者做為依附對象以後同時也找到了一個認同的最高對象,那就是所謂的「民族大義」

在儒家虛構的「民族大義」概念裡,就如同它所謂的「正統」一樣,講究的完全是唯我獨尊,是「華夷之辨」,是「非我族類」,是「漢賊不兩立」,是黨同伐異的。

換句話說,在所謂的「民族大義」之下,可以不顧人倫地「大義滅親」,是可以「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是可以隨時將反對者扣上「漢奸」鐵帽,做為討伐的理論基礎的。

這裏重複一下我在「皇民,漢奸,與秦奴」一文裡所提到的:

【「漢奸」這種萬惡的概念,其實也是自秦始皇大一統之後才產生的。在秦始皇大一統前,哪來的「漢」啊!

由於秦始皇式的大一統,要求絕對地定於一尊。於是將原有所謂「華夷之辨」的先秦儒家政治理論之一,落實成為統治者箝制思想的利器。爾後更進一步,才有所謂「漢奸」這種排除異己的鐵帽子發明 - 只要是政治異己,鮮少不以「漢奸」之名扣對方頭上,以便引起全民共憤,順利剷除

之所以會有這種效果,根源就在於,自秦始皇以後經過歷代帝王高壓洗腦,使我們這使用類似方塊字,說類似一種語言的種族,絕對不可以另組國家,變成了一項鐵律。彼此儘管殘酷殺戮永無止境,但寧可血流成河地改朝換代,也必須綁在一起。誰若不想參與這種血腥遊戲,想脫離出去,就成了大逆不道的「漢奸」。

這,又牽扯到中國人歷來沒有宗教信仰,尤其沒有上帝最高造物主信仰這回事了。

由於一般中國人心目中沒有上帝,自秦始皇大一統以後,六國滅亡,再也沒有其他制衡力量,於是,皇帝就成了上帝,權力自然籠罩一切,即便是一個人內在的心靈,也無法逃脫。

信仰上帝的西方民族就不同了。由於人們心目中真正的最高主宰是抽象的上帝,因此,國王也好,皇帝也好,總統也好,主席也罷,權力比起上帝,其實還是有限。自然比較可能做得到,合則留不合則去。

此所以,同樣講英語的民族,同樣講西班牙語的民族,同樣講阿拉伯語的民族,同樣講法語的民族等等,可以組成那麼多不同的國家。而我們呢?前蘇聯可以順利解體,紛紛加入聯合國,和平共存,而我們呢?

再說,由於「漢奸」觀念的延伸,中國人黨同伐異的手段也極盡殘忍惡毒,遠非西方所能想像。

像二次大戰時的法國總統貝當,因為頂不住德國攻勢,為了不讓巴黎被毀,不讓法國民眾受更多的苦,不得已向納粹德國投降,將首都從巴黎遷往維琪(史稱維琪政府),成為納粹德國的傀儡。然而,貝當將軍在納粹垮台後,雖然受到懲處,但可沒有被冠以「法奸」之名,以「民族大義」為由,抄家滅族。反觀我們的汪精衛的下場,恰恰相反,連墳墓都被炸毀

此外,像美國南北戰爭時出身西點軍校的南軍統帥李將軍,在內戰結束後,也沒有被冠以「美奸」之名,以「民族大義」為由,秋後算帳,反而是讓其靜養天年以終。

事實上,所有民族的人情義理,都不喜歡遭到背叛,都痛恨背叛的,這是人性。但與此同時,有上帝最高造物主信仰,尤其是有猶太教基督教信仰的人,同時也深知「人皆罪人」的道理,因此事後往往選擇寬恕原諒,成為一個人做人,最起碼的同理心與品德

不像我們,政爭一起,就絕無妥協,不將對方滅三族,滅九族,甚至滅十族,誓不罷休。試想,在這種心理和氛圍下,怎麼可能建立起需要講求妥協的民主政治

也因此,所謂「漢奸」一詞,直至21世紀凡事多元包容的今天,仍能夠成為中國政客口中念念有詞自以為依然有效的緊箍咒。】

同樣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像郝伯村,連戰等人,至少在他們的嘴巴上,寧可接受當年心目中的萬惡共匪,也不肯接受自由民主的台灣獨立;以及許多美籍華人,即使身在美國,享受美國的自由民主,卻寧可充當毛共中國的間諜。因為這一切,在儒家觀念裡,都是為了所謂的「民族大義」啊!

六)「大一統」:這是儒家在先秦時代就提倡的政治理論

在春秋戰國的紛亂時代,有人問孟子:「天下到底怎麼樣才能夠安定?」孟子的答覆不是自由民主選舉投票。相反,他的答覆是:「定於一」。也就是說,由一個強國或強者主宰一切,天下就太平了

然而,強者是人,由強者主宰一切,可能做得到公平合理,長治久安嗎?顯然不可能。企圖傳之萬代,以自己為第一代皇帝的秦始皇帝國,僅僅13年就土崩瓦解,灰飛煙滅,就是個例子。

換句話說,儒家的「大一統」概念,只是為了自身附著統治者的眼前利益,是典型的儒家知識份子的馬屁行為不但無助於社會穩定,國家安定,而且說實在,剛好是反其道而行

更糟糕的是,儒家這種「大一統」概念延伸的結果,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偶遇強盛,或稍稍安定的時候,無不對周邊小國發動外侵,企圖吞併,妄圖「定於一」。因為,既然是「大一統」,自然會衍生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想法啊。

像唐太宗三征高麗,勞民傷財不說,而且最後都以失敗收場,後來連他自己也承認,就是因為認定朝鮮與我同文同種,怎麼可以獨立自主的緣故

眼前,中國對南海的企圖對日本尖閣列島的企圖對台灣的企圖,甚至想取代美國獨霸全世界的企圖,都可以說,無不是這種「大一統」觀念所散放出來的毒素在作祟

台灣作為首當其衝的對象,除了要自身站穩腳跟,結合自由世界的力量以為奧援外,我始終相信,徹底認清中國人企圖併吞台灣的這些理論基礎,也是釜底抽薪刻不容緩的課題

而且事實上,這個課題,其實也是中國人本身能不能夠自由化民主化的根本關鍵!也是中國人本身禍福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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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

宋亞伯

Author:宋亞伯
本名宋冀康

輔仁大學歷史系畢業。紐約市立大學獲新聞碩士。

2013年自華盛頓「美國之音」退休,曾榮獲2001年(民國九十年)金鐘獎「最佳國際華語節目獎」。現為台灣「民報」專欄作家。

著作有﹕《亂 - 惡性循環的中國文化》(500頁,35萬字。1995年,前衛出版社),率先提出中國文化傳統(特別是自秦始皇一統之後的中國文化傳統)具有惡性循環特質的理論。解釋為什麼在華夏的歷史長河裡,雖然幾度出現過太平盛世,但終究只是曇花一現,總是亂多治少,大多時候總是被自身惡性循環的特質給束縛,給拉扯,甚至給摧毀的道理。

譯著有﹕《資訊的地緣政治》(1985年,報學出版社)。《福爾摩莎的呼喚》(1998年,望春風出版社)。《感謝機會常來敲門 - 致勝的八種習慣》(2007年,上智出版社)。《打擊魔鬼的告解神父 - 聖若翰衛雅司鐸小傳》(2008年,光啓出版社)。

其他散文﹑評論﹐ 散見各報刊。

**歡迎參觀宋亞伯個人網站 http://www.yaboso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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